《东京审判》──文明的审判论与胜者的审判论

书名:东京审判作者:日暮吉延译者:黄耀进、熊绍惟出版社:八旗文化出版日期:2017/03/08

《东京审判》──文明的审判论与胜者的审判论

「文明的审判」论与「胜者的审判」论

◎无法止息的对立

从东京审判一开始,「文明的审判」论(肯定论)与「胜者的审判」论(否定论)便正面冲突着,至今仍是东京审判论的基本结构。(日暮吉延《东京审判的国际关係》)「文明的审判」论指的是:透过「文明的」审判追究日本的侵略与残暴行为的责任。这是依据所谓的「美德」而给予审判肯定论的评价。

代表的主张者是纽伦堡审判之父—美国陆军部长亨利.史汀生(HenryStimson)。在其强调「法与正义」的论述中,为了打倒侵略者、减少牺牲者,而对日本进行无差别空袭或投下原子弹等等「战争方法」,藉由以上无可避免的理由加以正当化。为此日本与德国被狭义地设定为「恶」,同盟国则对轴心国的「恶行」施加「正义的制裁」,在「塑造战争性格」上是不可或缺的。

另一方面,「胜者的审判」论(否定论)指的是:透过国际法处罚发动战争等等的领袖个人,是属于事后法的审判,对于同盟国方面的行为不加闻问也属不公,所以这不过是胜利者「政治的报复」。若按此思维,同盟国只是做贼喊捉贼的卑劣之徒,东京审判也不过就是「恶德」满盈的审判。

这两种极端的立场成为麻烦的议题,在直观简约的性质上各具观点。此论争又複杂地纠结了国族主义(nationalism)、政治的意识形态、感情论、道德的「战争责任论」,至今演变成难以消融的「价值对立」。

德国的社会学者马克思.韦伯(MaxWeber)所提倡的「战争责任论」,旨在究明导致战争的原因。从「结果责任」的观点俯瞰整体国际关係,审视诸国的政治外交与舆论,也就是审视哪国政府只透过战争来追求对外目标的实现。

然而战后日本的「战争责任论」,如同江藤淳所道破,混同了「良心」的问题与「政治」的问题。(山田宗睦等《现代的发现》)东京审判的相关议论也不例外,如同前外务大臣重光葵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所说:「战争与追放,结果是使得国民一分为二、互相反目的源头。此政策对日本、对美国,皆有害无益。」也许,冷静的看法普及于民众的日子总会到来,但这时间点的早晚仍未可知,可能尚在遥远的将来,这令人遗憾的对立图像,此后无疑将持续下去。

◎积累的「事实」

东京审判为「胜者的审判」自属自明之理,应该不太有办法证明不是如此吧。

虽然日本自身也在战争时期透过「军律法庭」(战时军事法庭)来实施违反战争法的战犯审判,但是要想究责开战责任,除了以「胜者的审判」来制裁「甲级战犯」以外就不可能实现。然而就「胜者的审判」这点而全面否定东京审判也不正确。国际政治中虽然存在「规範」与「道德」,但日本人的「胜者的审判」论正是由于失败者的怨恨愤慨,使他们无法认同「胜者的正义」与「日本的错误」。这正是问题所在。另一方面,就「文明的审判」论来说,时至今日,终究史汀生式的肯定论早已消声匿迹,从战前日本批判的立场来看「那个人、那个问题是无罪的」,这样的论调批判着东京审判,更让「文明的审判」论稍形複杂。如此过度期待「文明的审判」,并以此为媒介批判「权力」,这种作为道德的「战争责任论」是聊胜于无吗?就笔者而言,这是无视现实的状况与界限的天真论述。

此外,近年有种论述强调,「日美合作」或「占领合作」并不能取代「文明的审判」论或「胜者的审判」论。这种论述意味着,正因为日本的合作,所以不是「单方面胜者的审判」,应称其为「文明的审判」论的亚型。

透过上述种种议论,如何思考东京审判才算适宜呢?

在这点上,本书採取素朴的立场。确认「事实」,试着大胆地将东京审判放在一旁,客观地来思考。没有完全断罪或正当化东京审判与战前日本的心理意图。

举例来说,在描绘东京审判整体的着作中,偶尔可见死刑执行的凄惨情景,对一般的日本人来说,无法不对同盟国感到义愤。所以,这个审判很奇怪—真的很奇怪没错—容易以极端的全面否定论画上句点。纵然面对着「事实」,思想已然扭曲。

由于称作「文明的审判」,全面肯定东京审判且全面否定战前日本,并非是不得不然之举。反过来说,儘管称作「胜者的审判」,也不是不认同东京审判的意义。

「文明的审判」论期待正义与规範,「胜者的审判」论则仅用权力关係来解读审判,说穿了不过是着眼点与立场的差异。因此,「文明的审判」也好,「胜者的审判」也罢,若想试图弄清出是非曲直,两者都取决于观看的立场。因为这两种面向皆内存于东京审判之中。如此,笔者将东京审判理解为:兼具「文明的审判」与「胜者的审判」两面向的「国际政治」。不是「文明或胜利者」,而是「暨文明与胜利者」的审判。

藉由上述的观点,本书的目的在于尝试详实地理解,从审判开始前到甲级战犯释放后的诸般事实。

◎通往「正义规範」的梦想

美国为首的同盟国实施纽伦堡与东京两审判,是为了惩罚轴心国的军政领袖。虽然「惩罚」是两审判的基本目的,但从此脉络继续探究「为了什幺而审判」,便会发现「文明的审判=规範」与「胜者的审判=权力」这两个目的。

前述所列举的两种对立的东京审判论,实际上反映了「审判的目的」。以下将整理各式各样的论述。(针对审判的目的,同盟国对日德的审判带来「一致性」,两者并无不同,因此得以併同讨论。)

首先,「文明的审判=规範」的目的是,国际社会着重于「法律支配」,透过法律来抑止侵略战争。故战争虽然只是「道德上的恶」,却仍视之为「国际法上的犯罪」。同盟国透过製造追究「侵略战争犯罪」指导者责任的实例,试图施加拘束力于战争抑止的「规範」。依据这个理论,透过「正义的规範」作为确保国际「安全」的措施,从而审判亦为之正当化。

如今再看这理想主义的论述,实在是自以为是的乐观。然而在当时,绝对不被认为是无稽之谈,对于规範的热情与使命感,对同盟国的当事者来说至少是个「支柱」。

如同着名的冷战研究者约翰.盖迪斯(JohnLewisGaddis)所说,儘管是「一时的」,但那实实在在是「对国联及其依据的国际性法律程序的信赖」。(《历史的冷战》)如果将当时的思想状况抽离看待,即便是曾着迷于一九四六年开始的「战争抑止」约定的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卡尔.雅斯培(KarlJaspers),他满怀希望断言的「纽伦堡审判是藉由『法律支配』,而成为『不可靠世界秩序的微小先驱』」的想法,最终也不过是会错意而已。

◎源自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变化徵兆

在当时,「无差别战争观」支配着十九世纪,也就是无法否定国家主权可对外发动战争,从而也无法评价战争到底是合法或违法,因此产生了超越法律的现象。所以透过欧洲的势力均衡系统,来调节各国间複杂的「力量与利益」,才是理解战争的最适切方式。

因此,十九世纪的战争法律规制集中在兵器的限制、俘虏及一般住民的保护等等「战争方式」。其次,战争终止时,停止追究战争犯罪,回复到和平关係。这是让国际秩序维持安定的乐观智慧。

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,战争的评价瞬间为之一变。在巴黎和会的美英法义首脑「四人会议」中,英国首相大卫.劳合.乔治(DavidLloydGeorge)与法国总理克里蒙梭(GeorgesClemenceau)两人强烈主张,应该透过国际审判追究前德皇威廉二世(WilhelmⅡ)开启「不正义战争」的责任。

英法主张的背景是,国内舆论强烈支持让敌国首领上绞刑台,以及让德国承担战争的「恶」与「犯罪」,从而确保本国的「安全」。从大战初始,各国无不对他国的战争责任锱铢必较,这便是总体战下牺牲巨大的结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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